任何事物从初生到发展壮大，都要经历破土而出、蹒跚学步然后方能稳步前行这样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越伟大的事业，其发展过程也注定越是波折。中国的诞生和成长，便是经历了那个民族危亡时期所特有的险象环生，经受了无数腥风血雨的洗礼，才最终披荆斩棘，获得了长途的发展。

  最为直观的证据便是，参加标志我党成立的一大的13位代表当中，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人最终登上城楼，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其余的11人，有的中途变节，甚至成了人人唾骂的大汉奸，更多的则壮烈牺牲，甚至有的人如李汉俊，虽然牺牲时已不是党员，却被冠以“共党首要分子”的罪名而。

  在这13人之外，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党员就更多了，每个人的故事讲出来，都足以感天动地，令人唏嘘良久。本文的主角恽（yùn）代英便是其中一位。

  他曾经一度与毛主席齐名，在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周总理工作期间，恽代英不仅能直接替周总理分担工作并做决定，更难得的是，周总理对他的汇报一律照准，从未提出过异议。可就是这么一位杰出的我党领袖，却在36岁时因为叛徒出卖而英勇殉国了。

  叛徒顾顺章（1904—1935）被视为“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1931年4月被捕之后，他以极快的速度将我党最重要的核心机密向敌人和盘托出，导致当时的人几乎“集体蒙难”，其中被他直接害死的、对我党损失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正在广州组织地下工人运动的蔡和森，另一个就是已经接到组织通知，让他做好提前出狱准备的恽代英。

  1930年5月6日，时任我党上海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的恽代英化妆成工人模样，在杨树浦老怡和纱厂等人接头联系工作时，被英国巡捕盯上。长期伏案工作而高度近视的恽代英没能第一时间意识到马上就要来临的危险，但仍以极其灵敏的反应暂时化解了危机。

  他先趁乱将传单扔到附近的地上，又在与警察的推搡中顺势抓伤自己的脸，机智地辩称自己叫王作林，是一个受人之托而散发传单的普通工人。他的话令敌人真假难辨，但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以及从他身上搜出来的手表、现金和水笔，使敌人对他还是多了几分怀疑，随即将他以“疑为”的罪名，关押在的“龙华警备司令部”。

  1931年2月，恽代英被转移到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关押在“星”字牢房。虽然没有识破他的身份，但仍以“工人擅自开会也有罪”为由，判了恽代英五年的有期徒刑。

  在狱中的恽代英并没有一蹶不振或怨天尤人。他组织狱友们联合起来，积极为改善狱中极具侮辱性的生活条件而抗争并取得了成功，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大家讲述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经过，鼓舞狱友们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又用通俗浅显的语言编写了一本小册子，为工人们解释党的“十大纲领”。

  不少难友其实已经猜出了他的实际身份，即使猜得不完全对的，也知道他绝不是一位普通工人，但没一个人向当局邀功请赏。

  1930年8月，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总理听说恽代英被捕，决定不顾一切代价，立即设法展开营救。

  周总理的运作取得了积极成果。1931年4月中旬，组织通过恽代英的妻子沈葆英到狱中探亲的机会通知他，随时准备提前出狱。

  然而，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1931年4月25日在汉口被捕的顾顺章，第一个便供出恽代英化名王作林，正被关押在南京监狱。蒋介石闻之又惊又喜，连夜命令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带着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期的照片前去确认。

  内心本来洋溢着即将出狱的喜悦的恽代英，见到王震南那张似曾相识的面孔，立刻明白自己已经暴露了。王震南遵从蒋介石“惜才”的指示，对恽代英各种威逼利诱，希望他能够加入蒋介石的队伍，哪怕只是宣布脱离也可以立刻无罪释放，但作为誉满全国的青年领袖的恽代英，又怎会是在这类问题上失节呢？

  36岁的恽代英，从身份暴露到为国捐躯，前后相隔仅4天。1931年4月29日，敌人见恽代英这块硬骨头实在“啃”不下来，恼羞成怒，最终将他残忍杀害。临刑前的恽代英，戴着镣铐，高唱《国际歌》，并痛斥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他唯一的儿子恽希仲，当时只有两岁半。

  恽代英比毛主席小两岁，于1895年8月出生于武汉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祖籍江苏常州，和瞿秋白、张太雷一起被誉为“常州三杰”。

  排行第二的恽代英从小就因聪明伶俐而深得父母喜爱。1913年，18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第一所完全由我们国家资本独立创办的私立大学——中华大学预科，后进入中国哲学专业学习，也从此开始了他笔耕不辍的“革命”生涯。

  大学期间，他不仅在《新青年》等多种进步期刊上发表、翻译宣传新思想的各类文章80余篇，还组织爱国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袁世凯与日本苟且的产物——二十一条，并号召国民日货。

  恽代英在大学期间最耀眼的成绩，是他于1917年10月和黄负生、林育南（的堂兄）等人共同创办的武汉第一个，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互助社。互助社很快发展成为武汉地区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并影响和帮助了一系列新的进步团体的产生，使武汉很快成为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的前沿。

  作为实际创立者的恽代英，不仅为互助社定订立了“八不”戒约，而且经常组织社员参加各种活动，除了锻炼体魄，滋养身心，更重要的是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和对爱国精神的激发，培养对民族和社会的责任感。

  “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做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互助社的“八不”戒约

  “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互助社的“互励文”

  1918年5月，为了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协定，恽代英在写文章批判、发动同学和民众抗议并提倡日货的同时，为了能长期日本主产的剃刀，就率先剃光了头发，取名为“爱国头”。从此，出现在人们眼中的恽代英，就一直是一副短平头的样子。

  由于在大学期间的优异表现，校长陈时对恽代英格外器重。恽代英大学一毕业，陈时就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热情邀请他担任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即校长）。恽代英从此开始了他长达数年以在“教师”身份掩护下大力宣传新思想、培养有志青年的革命生涯。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恽代英以极快的反应和速度宣传这一伟大行动，并先后组织成立了武昌学生团和武汉学生联合会。在督军王占元为首的反动派的严厉下，武汉学联积极与群众结合，不但组织了以学生为主体的，还组织了数次声势浩大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和学生罢课行动，把武汉的反帝爱国运动推向高潮。

  除了前文提及的中华大学中学部，从1920年到1923年，恽代英还曾先后在安徽宣城第四师范学校、四川泸县的川南联合师范学校、成都的高等师范学校、西南公学和上海大学工作，或任教，或担任校长等重要职务。

  他以学校为革命的阵地，每到一处，就积极组织学生建立自治团体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仅写了大量文章对青年们进行思想引领和教育，还引导无数青年把书本上的理论变成切切实实的实践和行动，为青年和人民群众争取应有的权益。

  恽代英实际做到了关心青年、爱护青年，把青年向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指引，为我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后备人才。郭沫若回忆恽代英在四川工作的情景时说：

  “代英在四川泸县做过师范工作，四川的青年受他的影响的因此也特别多……四川那样的山坳里，远远跑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一些青年，恐怕十个有九个是受了代英影响的吧？”

  他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对包括毛主席在内的一大批进步青年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产生了质的影响；他和林育南等人在利群书社的基础上创办的共存社，是我党成立之前、湖北“小组”之外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会团体；

  而他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主编的我党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不仅在帮助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正确地处理生活中遇到的理想、前途、婚恋、工作等问题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特别告诫青年，要警惕脱离实际的经院式的学术研究，始终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恽代英为《中国青年》撰写的稿件多达150多篇，为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直到今天，《中国青年》仍然是我党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也是唯一幸存下来的我党早期刊物。

  1929年三四月间，在上海的党中央出于对毛主席和朱德的不满，要求他们离开红军队伍。毛主席思索良久，亲自起草了一封回信，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发给中央。信中说：

  “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虽然后来毛主席采取了的建议，没有服从中央的要求离开红军，但他对于恽代英的肯定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恽代英与毛主席的相见虽然始于1920年，毛主席慕名造访由恽代英和林育南在武汉共同创办的利群书社，但其实，他们的交集在五四运动时期就产生了。当时，恽代英把他起草的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檄文寄给了由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毛主席读完后，称赞恽代英的文章“辛辣讽刺”。

  只有灵魂对等、心灵相通的人才能相互识别。毛主席访问利群书社，一是向书社取经，学习他们的经验，同时也是希望恽代英能够在武汉散发《驱张宣言》，助他驱赶时任湖南省长兼督军的军阀张敬尧。

  毛主席回长沙后，立即与新民学会的何叔衡、易礼容等骨干一起着手筹办了与利群书社性质类似的新文化团体——文化书社，成为湖南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宣传阵地。

  1920年7月底，文化书社正式成立后，恽代英又以利群书社做抵押为文化书社做信用担保，使文化书社在订购外埠书刊时，免去了押金的烦恼，能够与利群书社享受同样的待遇，从而得以购入大批进步书籍。

  这一年，恽代英不仅翻译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部分章节，还在《新青年》杂志的委托下，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书。直到他牺牲5年后，43岁的毛主席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还曾回忆：

  “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宣言》，陈望道译……《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从毛主席与恽代英在利群书社见面开始，两人在日后的工组中产生了大量交集，不但在工作上相互支持，思想上更是有强烈而深刻的共鸣。

  比如二人都认为，反帝爱国运动单靠学生是远远不足的，必须结合群众；都认为就中国当时的情况而言，应当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对于当时我们国家社会各阶级状况和我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也都英雄所见略同。

  在时隔近百年后回望，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对于我们国家社会状况以及民族、国家出路的分析所得出的大致相当且被历史验证为正确的结论，不正闪耀着伟人明眸、矍铄的智慧光芒吗？

  “一大”后，恽代英与毛主席、邓中夏、向警予共同领导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毛主席任组织部秘书，恽代英为宣传部秘书。

  在1926年1月召开的二大中，恽代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主席则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蒋介石策划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们痛批蒋介石的反动阴谋；在党的“五大”上，毛主席与恽代英、瞿秋白站在一起，共同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同样深刻的理解，才发生了本节开头时，毛主席写信给党中央，明确要求派恽代英前来接替自己工作的事。

  恽代英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相通之处，不仅体现在他们对国家、民路路线问题的一致看法上，还体现在对蒋介石这个最大的反动头目的始终警惕和一致反对方面。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1924年，恽代英就敏锐地觉察到曾长期追随孙中山的戴季陶对“”思想的刻意歪曲，揭穿戴季陶自称“真正信徒”的谎言。

  恽代英指出，戴季陶的言论“只是 有意作践，有意作践我们的总理与我们的罢了”，而其这样做的核心目的是反对中国。

  的二大结束后，恽代英接替周恩来，成为黄埔军校的政治主任教官和党团书记。当时，蒋介石正在加紧篡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恽代英当然不会放任蒋介石的破坏行动，便组织校内的党、团员，团结内的人士，积极与蒋介石的阴谋作斗争。

  蒋介石自然知道恽代英的才干，也曾经试图拉拢恽代英到自己的队伍，但恽代英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对于恽代英这种虽然有大才却不能为其所用的人，蒋介石自然很是头疼，但一时又想不出正当的理由“干掉”他，于是恽代英在黄埔有一个名字难听却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称号：“黄埔四凶”。

  “黄埔四凶”这个称号是蒋介石亲自点名的，除了恽代英，另外三个人分别是邓演达、高语罕和张治中。

  恽代英反对蒋介石，并不是针对蒋介石个人，而是针对他反革命、反人民的阴谋。只要蒋介石不停止他的反革命的卑劣行径，恽代英就始终与他斗争。

  1927年春，面对蒋介石拒绝中央迁都武汉、非法扣押中央委员，还大肆叫嚣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等疯狂举动，恽代英和毛主席立刻团结宋庆龄、邓演达等人士，发起了一场以反对蒋介石独裁、提高党权等为目的的运动。

  恽代英在某一些程度上或许真是蒋介石的克星。通过恽代英等党员和内的积极运作，的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免去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

  1927年3月下旬，中央把设在武汉的“中央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原先的校长制为委员制，这就等于又一次革了蒋介石的“校长”尊荣（原来该校的校长即位蒋介石）。新的校委会成员包括恽代英、谭延闿、徐谦、邓演达等人，恽代英又被任命为学校的实际负责人。

  恽代英立刻借机对学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但曝光、清除了校内原先潜藏的反动分子及其团体，而且招收大量党员和青年团员入校学习、工作，为我党的革命工作培养了大批优质人才。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终于撕下了伪善的面具，于4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迫害和屠杀员和进步群众。紧接着，军阀夏斗寅也在武昌叛变。

  在武汉大后方空虚的情况下，恽代英当机立断，将学校的师生和农动讲习所的学员们整编为“中央独立师”，并由他亲自担任党代表，参加我党组织的讨伐夏斗寅、包围武汉的战斗。

  或许正是因为对恽代英的忌惮，所以当突然得知恽代英被关在南京监狱时，蒋介石又惊又喜，在最后一次狐假虎威地拉拢毫无效果时，便毫不犹豫地命人将其就地杀害。

  恽代英与蒋介石的交锋，不仅是和支持的与反对革命的之间的党派之争，更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历史走向的路线之争，也是正义与邪恶的交锋。

  历史已经昭然若揭地证明，最大的正义，就是人民的正义。只有同人民，同国家和民族站在一起，个体才会获得永恒的生命。蒋介石虽然得以一时，但由于其反人民的立场，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被他残忍杀害的恽代英，则永远鲜活地存在于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活在人民的心中。

  在我党早期的领导人当中，恽代英是极少数集理论与实际经验，尤其是青年工作经验和军事经验于一身的领导之一。他虽然很早就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加入中国，却经历了一番小小的波折。

  话说早在陈独秀委托他翻译考茨基的著作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于是命包惠僧去武汉和恽代英进行接触并适时介绍他入党。

  然而，才高之人总是免不了有一些傲气，尤其还是在血气方刚的年纪。当时的恽代英就对包惠僧傲然以待，觉得包惠僧名字里虽有个“僧”字，身上却一股江湖做派。包惠僧自然有所察觉，也就没有介绍他入党。

  直到一年后，也就是1921年7月，恽代英在南京见到李大钊并受其影响，才发现的信条与自己的信仰不谋而合，随即申请加入了中国，并解散了他与林育南在利群书社基础上创办的鄂东第一个团体——共存社。而且直到入党后恽代英才知道，原来武汉早在一年前就有了小组。

  就像每个人从出生到长大都要经历一个蹒跚学步的过程一样，“干革命”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党早期的发展历史上，就先后经历了“右”的和“左”的两种理论与实际相脱节、以错误的理论和路线指导实际的错误。

  这两种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极为严重的，教训也是相当深刻的。恽代英的牺牲，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便是我党在早期发展史上付出的惨痛代价之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恽代英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担任党刊《红旗》的主编，并于1929年末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直接向周总理负责。

  周总理日理万机，忙得难以分身时，恽代英不仅能直接接见各省前来汇报工作的，还能够直接就相关工作做出决定。令人钦佩的是，对于恽代英的工作汇报，周总理一律照准；对于恽代英在没有向周总理事先请示而做出的工作上的决定，周总理也从未提出过异议。

  作为与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伟人智慧相通的党内领导，恽代英同样有一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心。他曾与毛主席一起反对过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必然也会反对当时党的实际领导人李立三不顾敌我力量悬殊，而一味主张全国暴动的左倾冒进主义路线。

  恽代英敏锐地意识到了“左”的危险，并率先在安排实际工作时予以；而他结合实际制定的正确的工作规划，却被认为是“犯了策略性错误”。

  1930年4月初，恽代英指导完福建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又视察了在吸取朱毛红军经验后取得可喜成绩的闽西苏区后回到上海，在会议上批评了李立三不切实际的冒进路线。

  可惜的是，李立三并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一错误。恽代英被批评成是“调和主义”、“机会主义”，被迫离开中央，先后调任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工作。

  早已声名在外的他突然从中央到基层，无异于一块香喷喷的肥肉突然暴露于一群恶鬼眼前。被“下放”仅仅月余，危险就发生了。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恽代英一直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视力不佳的他根本就没意识到周围的异样，就被巡捕搜身而后抓捕。

  虽然他凭着自己的机智短暂地化解了危机，但天不遂人愿，他还是牺牲于叛徒的出卖和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左倾冒进主义错误是我党早期探索中的失误，给我党造成的损失和灾难都是空前的。直到1935年1月，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的遵义会议上，我党才痛定思痛地完全纠正过来，重新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才走上了较长时间正常发展的道路。

  不经历痛苦和烦恼，不经历挫折和失败，人的生命难以得到真正的成长。关系整个国家和民族福祉的革命事业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我党早期的发展史上，说每一位成员都无时不刻不在危险之中，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只是因为有着无比坚定的信仰和“革命事业必将取得胜利”的坚定决心，恽代英这样的早期人才能够从容地将生死置之度外，为革命事业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悠悠岁月看似漫长，在有信仰、有追求的人那里，却是远远不足用的；恽代英36年的生命看似短暂，他却在生前一刻不停地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中获得了永生。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位先行者和布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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